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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改革,给百姓更多获得感

时间:201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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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记者石亚楠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草案设计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对于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有积极的意义。考虑到个税法与百姓自身利益关系密切,建议对草案继续修改完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明确相关条款细则,强化税收征管,让税制改革给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

  据悉,这是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七次修正。在这次修正案草案的审议过程中,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一些重点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起征点多少合适——科学研判确定,动态机制调整

  草案将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也就是说,如果草案通过,个人综合所得在5000元/月(6万元/年)以下的,将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调整以后,根据财政部的测算,在就业的总人数里面,纳税的人占的比重由过去的44%降到了15%。

  个税起征点确定为多少最合理?委员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起征点定在5000元/月,依据在哪里?”朱明春委员认为,个税起征点的确定要有科学充分的研究信息加以支撑,不仅要考虑居民的平均支出水平,也要考虑到居民收入水平、物价水平以及财政收支的健康状况等。“为什么是5000/月,不是8000/月或者10000/月?个税起征点和应纳税额计算办法到底怎样确定更科学,这方面需要很好的研究。”陈斯喜委员也赞同这一观点。

  朱明春建议建立个税起征额的动态调整机制,“个税法自颁布以来进行了多次修改,每次修改的主要问题都是个税起征额的问题。如果建立一个科学的动态调整机制,将会节省立法成本。”“比如实行定期调整。”陈斯喜建议,“三年调整一次,或者五年调整一次,这样群众也会有稳定的心理预期。”

  多名委员认为应当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个税征缴,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举个例子,有两个家庭,第一个家庭夫妻双方均在工作,两个人的月收入均为4500元,按照新的纳税标准可以免除纳税义务,但是这个家庭的实际月收入是9000元。另一个家庭丈夫工作,月收入6000元,达到纳税标准需要缴税,妻子不工作无收入来源。这样,月收入6000元的家庭需要纳税,而月收入9000元的家庭却不用纳税,无论从公平角度还是从满足群众生活需求的角度都不合理。”彭勃委员说。

  “如果仅仅考虑个人税收负担能力,而忽略了个人背后的家庭负担情况,无法真正体现税收公平。应考虑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计征方式下,课税单位增加家庭因素,在充分考虑家庭整体负担的前提下,对年度内家庭成员所取得的全部收入综合计税,有利于体现税收公平。”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松说。

  税率优化调整——合理确定级差,捏好纳税“尺度”

  草案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3%至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为基础,将按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并优化调整部分税率的级距。

  “不仅要优化个人综合所得的税率结构,也要完善调整个人资本性收入的税率结构。”杜玉波委员建议道,“对于个人的劳务性收入,主要是工薪所得,适用3%-45%的超额累进税率,但资本性收入,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这样是不合理的。高收入群体如果按照工薪所得交纳个税,最高适用45%的税率,不仅远高于资本性收入20%的税率,也高于企业所得税25%的税率。在工薪所得税高边际税率下,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一种典型的避税方式就是‘钱在企业、少拿工资’。”

  “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却对工薪等劳动性所得征收的最高税率高达45%,这比大部分国家的税率都要高,应当深入反思和研究。”刘修文委员认为,个人所得税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调节收入差距。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来自劳动性收入,也来自非劳动性收入,因此非劳动性所得应当作为征税的重点之一。对非劳动性所得调节不严不力,是当前老百姓对个人所得税抱怨最多的问题。

  刘振伟委员认为,修改完善个税法,要体现公平税负、合理税负的原则,要掌握好高收入群体多纳税的“度”。“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立足点是千方百计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对于高收入群体,只要收入是合法取得,收入与贡献相匹配,多交税是必要的,但要取之有‘度’,以便调动这部分人群继续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留住高端人才,吸引更多人才回国服务。”

  设立专项扣除——明确项目范围,细化项目标准

  草案设立了专项附加扣除,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

  “附加扣除的几类项目中,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这几项数据是容易确定的。但是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两项的数据如何确定呢?”丁仲礼副委员长对教育类专项的范围和标准提出了疑问,“比如学前教育,公立幼儿园和私立幼儿园收费标准不同,是否都能列入专项扣除?”

  吕建委员建议设定专项扣除的范围和标准要考虑以下两点:一是子女的教育支出方面,中国的子女教育支出主要集中在幼儿园、高中和大学阶段,应该对这些阶段的教育支出,尤其是大学阶段的教育支出提高减免比例;二是大病医疗支出方面,应当着重考虑到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形,对这部分群众给予更多关注。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王军建议把独生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经费纳入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我们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强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可以说,当年实行‘一胎’的家庭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和牺牲。应该把‘一胎’子女养老所需的经费纳入专项附加扣除,作为国家对这些家庭的补偿。”

  “我们讲税收法定,不仅仅指税基法定、税率法定,其它税制要素法定也是应有之义。所以,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和标准也应当由法律明确。”刘修文委员建议立法明确专项扣除的各项细节,方便有法可依。此外,要依法严格规范授权性规定,如要修改“其他所得”由财政部门确定,储蓄存款利息税的开征、减征、停征由国务院确定等规定。

  加强税收监管——加快立法征管,增强纳税意识

  多名委员认为,由于个人所得税税源基础大、收入来源多、隐蔽性强等征管漏洞,纳税人纳税意识相对薄弱,应继续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纳税人依法纳税。

  刘振伟委员认为,要切实加强纳税监管。“去年工薪阶层缴纳的个税占个税总收入的67.8%,这部分基本上是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很少偷税漏税。但是对自报收入的纳税人的纳税情况监管难度大,应该对这个群体加强税收征管。”

  “要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监管。”朱明春委员认为,“一类是文体明星,即自由从业者,也是高收入者;其次是企业主群体,这部分人群容易把个人财产和企业财产混同,买豪车算企业用,买豪宅也算企业用,打高尔夫球也算到企业去,都变成企业成本了。在国外,企业主可以买豪车,但如果你证明不了这个车只是用于企业,而不用于个人,那就必须依法纳税。”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汪康建议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同步修改。“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法,主要是对企业所得进行征收管理,对个人所得征收管理的规定,包括个人税收服务、个人税收的权利保护方面等相对缺失。如果个人所得税法明年1月1日执行,自然人的税收征管条款、服务条款、保障条款跟不上,将来在税法的落实上就要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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